2、社會保障性支出。條例第三十五條規定：“企業為投資者或者職工支付的補充養老保險費、補充醫療保險費，在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門規定的范圍和標準內，準予扣除。”第三十六條規定：“除企業依照國家有關規定為特殊工種職工支付的人身安全保險費和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門規定可以扣除的其他商業保險費外，企業為投資者或者職工支付的商業保險費，不得扣除。”上述可以扣除保險的范圍和標準尚待明確。廣義的補充養老保險包括信托型年金和繳費型商業保險，與基本養老保險不同的是，它屬于企業自愿的福利制度，如果未來對規定范圍和標準內的兩項補充保險個人所得稅實行暫免征稅，則將對企業有較大的吸引力。而“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門規定可以扣除的其他商業保險費”，筆者認為，企業管理人員、營銷人員在因公出差途中購買的一般航空保險應屬于此列，符合相關性及合理性原則要求。
　　3、營銷費用支出。條例第四十三條規定：“企業發生的與生產經營活動有關的業務招待費支出，按照發生額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過當年銷售(營業)收入的5‰。”由于此項費用公私不分明，較之于原稅法，條例采用了雙重限制。假定一家公司年度銷售收入1億元，全年業務招待費為120萬元，其60%為72萬元，再按年度銷售收入的5‰計算限額為50萬元，則又超出限額22萬元，則稅前扣除金額為50萬元。如果該企業全年業務招待費為80萬元，則可稅前扣除48萬元。該項扣除還存在有待明確的一些具體問題，如“銷售(營業)收入”的口徑是什么?對于特定類型的企業如投資公司、代理公司等，計算限額的基數是什么?
　　條例第四十四條規定：“企業發生的符合條件的廣告費和業務宣傳費支出，除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門另有規定外，不超過當年銷售(營業)收入15%的部分，準予扣除;超過部分，準予在以后納稅年度結轉扣除。”由于此兩項費用屬于與經營活動有關，但存在在某一年度集中發生而在以后各期受益的現象，故條例在設定標準的同時允許超比例部分遞延扣除。對于每年都有高額廣告、宣傳費用發生的企業而言，該條規定又有限制過度廣告促銷之意。值得進一步關注的是，兩項費用應為“符合條件的”，而條例中并未規定其具體條件。在國稅發[2000]84號文中曾規定了廣告費的條件，而業務宣傳費與廣告費、廣告性贊助支出、會議費乃至業務招待費等費用項目之間的界限有時并不那么清晰，在實務中應引起注意。
　　4、財務費用。條例結合新《企業會計準則》的變化而規定：“企業為購置、建造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經過12個月以上的建造才能達到預定可銷售狀態的存貨發生借款的，在有關資產購置、建造期間發生的合理的借款費用，應當作為資本性支出計入有關資產的成本，并依照本條例的規定扣除。”此前，稅法中只是要求房地產開發企業將開發期間的借款費用資本化。條例第三十八條規定，非金融企業向非金融企業借款的利息支出、不超過按照金融企業同期同類貸款利率計算的數額的部分準予扣除。但在新法第四十六條規定：“企業從其關聯方接受的債權性投資與權益性投資的比例超過規定標準而發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條例中只是對企業直接或間接從關聯方企業獲得的債權性投資及權益性投資范圍加以明確，而未規定具體限制比例。關于此項意在防止資本弱化的規定，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印發〈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辦法〉的通知》(國稅發[2000]84號)中，曾規定作為內資企業的納稅人從關聯方取得的借款金額超過其注冊資本50%的，超過部分的利息支出，不得在稅前扣除。這一規定往往會導致確實基于合理商業目的的關聯企業間借款利息一方因超過標準而不得稅前扣除，另一方卻全額作為利息收入征稅，從而產生重復征稅的結果。筆者認為，在國務院財政、稅務主管部門今后另行規定的標準中應考慮標準的合理性問題。實務中，企業還應注意稅前扣除利息費用的憑證合規性要求。